曾被称为“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财新周刊》前主编，直言不讳地指出媒体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收买和没有脱离宣传传统。
胡舒立说：“ 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啄木鸟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她和财新就是四处啄虫的啄木鸟，很像站在航行在一望无际大海上的船头上的瞭望者。
啄木鸟通常没有喜鹊讨喜，但社会和国家这棵大树离不开它。喜鹊的声音的确美妙动听欢欣鼓舞，但要看你心情怎么样，如果你重病缠身走投无路，美妙的声音反而最烦人。
在南方周末金子般的时代里有着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当你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 是的，新闻是脚写出来的，闭门造“文”不是新闻；新闻是有讲究的，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争议，但新闻不是宣传，不能是宣传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胡舒立认为，媒体起码应有5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再一个媒体必须报道事实。第三个就是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它要采纳一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在中国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我觉得可以采用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四点就是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第五、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样的职业人能够尽你的社会责任，应该坚持的基本的操守和基本的价值。
专业规范
如何能做到这几点，胡舒立也给出了她自己的一些答案。
其一，不迎合。人对信息有天然的需求，而且人的需求也是天然多样的。“我不是提供你欲望当中最低的层次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你应该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不迎合。”
不迎合，当然也就是以事实为最高权威，不是先入为主的意图和目的，更不要管新闻主体和对象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背景，有什么样的喜好。
其二，现场原则。“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必须在现场，就是只有用记者代表公众的眼睛看这个事件的发生。”
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不在武汉，你不知道武汉人民的疼。要想出好新闻，有用的新闻，就得身临其境，用眼睛去看，用心去体悟，用身体去感知。
其三，防火墙原则。“媒体不能被收买，必须有一个对新闻内部的防火墙，就是编辑部和经营部必须是完全隔离的，它这个是不可逾越的，就是经营不能变成任何干预。”
我觉得我们当前中国的媒体，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还没有真正的脱离宣传的传统，在没有脱离宣传的传统和宣传的习惯的同时，就不幸的陷入被收买的境地。
我们遇到的压力可能不仅仅是管制方面的压力，还有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不但看到了有偿新闻，还看到了有偿沉默，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
“记者只看得见他想看到的”有人曾这样批判记者的取舍。记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好和成长背景，一个优秀的记者一生都在和自己的偏见在斗争。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
一直在和自己做斗争的记者本身就很艰难，如果还有外力的干涉，走偏的概率和风险就为被无限地放大。胡舒立清醒地意识到宣传和收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媒体面临的管制和经济压力的推波助澜下，会造成有偿新闻和有偿沉默的行业悲哀。
有偿沉默
有偿新闻大家很熟悉，就是给媒体或媒体人好处，让他们说好话。
有偿沉默很少听说，其实也很好理解，同样是给好处让媒体或媒体人闭嘴。
个人觉得，有偿沉默比有偿新闻更可怕，也更为悲哀。有偿新闻，莫过于说些好话，是喜鹊叫罢了。明眼人自然不会上当，一眼就能看出来。甚至，有人把新闻反着看。因此，不会造成太坏的影响。
相反，有偿沉默就可怕得多。因为你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你对周遭一无所知，你无法做出选择和判断。
对于个人来说，沉默是金，少说话不会有坏处。但对于天生要说话的媒体，如果保持沉默，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不仅是媒体行业的悲哀，更是所有人的悲哀。
有偿沉默固然可怕，但是要和无偿沉默相比又要逊色几分。因为无偿的，会是集体失语。
胡舒立认为，中国现在其实比较关键的，要助推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由新闻记者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用专业、客观、公正的手法报道事实，让公众去判断，然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她指出，中国需要通过整体的努力，利用新媒体的机会，构建起适应现代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一批稳定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平台。
总之，不该说的，说了，讨厌；该说的，不说，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