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存活下来的好公司长的有30年，短的将近10年，万通也有20多年了。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富二代的话题，比如汪小菲娶媳妇、富二代开车撞人等。我在上海还看到专门做富二代自律培训的名为”接力中国”的组织。
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富二代的小孩儿，在交流中我看到他们眼里有希望、信心，也有惶惑、踌躇甚至恐惧。几十亿的财产和事业突然降临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会让他们感觉不安。所以我有时会和他们的家长讲，就让他们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从各方面看，企业的传承、财富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在今天的民营企业里已经变成了第一代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这件事情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多困扰？因为它十之八九都做不好，但还得做，就像人们追求爱情，十之八九都不顺利，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最后日子还得过，传承也是这样。创业者设计传承的时候像恋爱，制订了很多计划、美梦，看到的却是继承者的改弦更张，甚至背叛。
政治也是这样，大部分政治上的传承都是事与愿违，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像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他亲选的继承者被别人踹了，他打倒的人起来否定他。
宗教找继承人经常讲徒子不如徒孙，徒子徒孙能超过祖师爷的很少。所以传承这件事情的成功概率确实不大，和最初的辉煌来比，总是黯然失色或者出乎意外。
中国社会也是这样，几千年来不断在选皇帝，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培养他们，最后也还是要面临王朝衰落，再经过动乱、杀戮出现新皇帝，这件事情似乎成为一个悖论，但是又不能不面对，这需要在不可能的环境下尽可能做出好的选择。
不必仇富
传承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的传承、人的传承、体制制度的传承、精神价值观的传承。读书时经常讲继承老一辈的传统、理想，脖子上系个红领巾，那都是精神传承，比较抽象，但财产传承则比较具体。
首先看财产的传承。今天在中国要把财产传下去，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第一，从中国的历史看，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好的黄金时期是1927-1937年，就是北洋政府倒台、蒋中正北伐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一直到抗战前这段时间，但是那代民营企业的财富都没有传承下来，1945年以后的战乱中民营企业损失很大，再加上共产党在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被迫把财产都裸捐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财富没有成功传承过两代的。
土地也是一样，1945年前大陆把有地的人叫地主，抗战以后实行土改，共产党统治区把地主杀了、土地抢了，分给没地的人，所以对于地主来说没有传承。对于拿到土地的人来说也没有传承，1956年全国发展人民公社，国家又把地拿走了，所以也没传下来，今天仍然是国有土地，农民只是租用，免费在国家的土地上耕种而已。
到了我们这代，经过改革开放，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从以往的制度、基因、文化、历史来看，在中国没有传承财产的智慧和制度条件。那么接下来能不能传下去呢？我认为不确定，八成也传不下去。
首先来看税收，假定你有一套房子价值100万，你如果要卖掉，需要缴增值税、所得税、契税，这样一大半所得都交掉了。如果你不卖，死的时候得缴遗产税（这在个税不远的将来就会征收），遗产税至少缴50%，就是价值100万的遗产要缴50万税。如果遗产是房子，就得先变卖房产，换得现金，这一过程完成后，可能只能剩下70-80万，再缴完遗产税，所剩不过20-30万而已。若遗产是现金，也一样要缴税，只不过损耗少一点儿，但也得缴一半多。股权或者其他财产的转让也要缴税。
这样看来，第二代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也不用仇富，党都替人民安排好了，富人的财产都是大家的，就算你坐拥百亿，除非有本事不死，一旦去世，这都是社会的钱。有产者想把钱在中国传下去的梦想显然要大打折扣。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鼓励富人好好赚钱，因为他越富，咱沾光越多。所以，就像富人想把钱都传给第二代一样，仇富本身其实也是不理性的。
在中国、美国这样有高额遗产税的地方，都很难实现财富纵向传承。中国社会遗产税的法律一旦正式出来，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拍手称快，但各路首富、二富可能就没精打采不想干活了。所以目前很多中国人把财富转移到低税区的地方，像新加坡等国家与香港、台湾等地区，它们的综合税率大概10%或者11%。但是如果你转移的方式方法不对，不仅传不下去，还要坐牢。资产转移到境外，操作不好就违法，中国现在的法律是堵，中间会有风险。另外比如你把财产转美国去了，美国遗产税50%，比中国执法、税务还严，而且它在全球征税，就算以后你在中国炸个油饼，都得在美国缴税。新加坡不是全球征税。最近新加坡大选，其中辩论最激烈的话题就是新移民给他们社会带来的挑战。台湾声称全球征税，但因为目前它是一个地区，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实际没法征收。
再来看公司治理。财产从第一代往第二代传的时候，在公司治理方面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制度、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先进、透明，多数比较传统。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决策模型、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环境都是偏向大比例的私人股权、集权或者家长制。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假定你的治理结构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属于集权决策模型，如果正确的决策按100分满分算的话，那他经常会做出从负数90分到正数90分的决策，太跳跃，很不稳定，正确的概率不高。比如真功夫集团创始人因为夫妻吵上法庭影响到公司决策，还有些大老板拿公司资金去行贿被抓等等。这就是因为公司是你的，你怎么做决定都没人能拦你。
万通是上市公司，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我没有动力，因为我在公司的股份不足以让我冒这个险，我仅占30%以下的股份，我冒险挣了钱，大家分70%，我就分30%，而坐牢百分百是我，我不会那么傻。第二，由于治理结构规范，我们有董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机构是完全透明的，按公司设计的流程我轻易拿不到钱。私人公司的老板可以拿10万、上百万现金去搞定人，但是我不行。所以股权相对分散、透明的董事会加上合理治理、外部监督，这样的公司财富往下传承财产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大部分民营企业不是这样的情况。
公司在良好的治理结构下，决策模型带来正确的概率相对会高一些，多数情况下，所做决策是60分到80分，最差的决策不低于60分，最好的决策不高于80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传奇，有利于连续的正向积累。万通自身的发展就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创业到盲目扩张时期犯了很多错误，我们把它纠正过来收拾干净，大概是10年前，然后才进入到现在的治理环境：每天都有进步，没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3、5年有点儿大变化，比如上市、投资者进来，一直是连续的正向积累，做不出毁灭性或自杀式的决策。这种模型让财富传承成功的概率相对大一点儿。
企业治理有机毁人亡和人机分离两种模式，第一种结果通常是因为治理方法上出了一点儿事，公司就没了，比如牟其中的南德集团、胡志标的爱多集团。好的治理结构是人机分离模式，领导人出事坐牢了，公司还在，甚至可能发展得更好。比如物美，它的创办人出事了，但这家公司一直存在，市值还涨了，柳传志还对它增加了投资。再比如国美，黄光裕出状况，公司由别人打理，还在继续发展。这些都是上市公司，老板的股权是受约束、透明的，这对财产的传承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婚姻中的女人对财产的传递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最近何鸿燊的故事引起很大反响，他有四个太太，最宠爱的是四姨太，大太太在财产问题上已经退出了，不争了。二太太跟三太太联手对付四太太，所有豪门恩怨的故事其实都是重复的。如果老爷子一蹬腿，财产就分成四份了，下边还有二十几个小孩，再往下分，就分没了。所以财产的传承跟婚姻有很大关系。
这种婚姻结构在中国老式家庭很普遍，比如台湾的王永庆有三个太太，现在王永庆家族的财产以三娘系为主，其他两个也都分一点儿，财产就分散了。还有香港的”小甜甜”龚如心，她老公被绑架后失踪了，她经常和一个风水先生在一起，她死之后这个风水先生陈振聪拿着”遗嘱”来索要财产，结果打官司没成功，但是大姐的脸面都掉地下了，后来家里其他人把财产捐慈善了。
中国A股最大的股权过户是因为离婚，当事人是孙陶然，他是蓝色光标公司五个发起人之一，公司上市了，他拥有的股权市值大概2、3亿，因为离婚，他把价值1亿多的股权将近50%转到前妻名下，他前妻就成富婆了。全世界这种故事非常多，每离一次婚就分一半，离两次婚基本就没财产可传了。万通以前有一个美国员工叫米尔斯，越战的时候他在老挝打过仗，战争结束以后回去挣了钱，接着离了三次婚，又成了穷光蛋，只好又来亚洲赚钱，希望万通给他机会。我在美国经常碰到这种人，有个美国人原来在纽约做大律师，工作非常好，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到达拉斯去了，因为离婚了被分走一半财产后没钱了，只能找一个小地方当律师，消费低一点儿。中国婚姻财产的离婚分配相对还算温柔，只分婚后共同财产，美国连未来挣的钱都要给老婆分，甚至老婆现在用什么香水，未来还得用什么香水，非常具体。比如杰克·韦尔奇离婚签的协议就极其具体。在美国做名人的离婚律师，跟做大公司生意一样，标的很高，很赚钱。
婚内是按照法律来分，婚外女人分不到太多，因为你没有婚姻关系，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有同样的继承权利。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的二李，梁洛施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是有继承财产的平等权利的，但是他们的妈妈（梁洛施）分不走一半。李兆基家也是，直接人工受孕，一下生三个孩子，孩子们连妈是谁都不知道。如果香港的做法传到大陆，那么跟有钱人生孩子的越来越多，跟有钱人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以上讲的便是财产传承要面临的三个巨大挑战：税务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功概率非常小，有些人费尽心机用20、30年解决，做得还行，但是非常累。比如台湾蔡家花了20年时间，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股权传给子女。这样不管离婚或者遗产税都躲过去了，但是媒体都在批评他。蔡家到第三代不可能再如此玩一遍，毕竟程序太复杂、子女太分散，而且蔡家有兄弟四五个，越往下传承越困难。
中国大陆目前也出现这种情况，一些上市公司很有钱的股东，在活着的时候把股份都转给子女。因为小孩儿还小不懂事，由他儿子的监护人再做一个信托，18岁以前还是由家长来管理，但是儿子是受益人，赚的每一分钱将来都是他的。这样就将控制权、收益权和未来的财产所有权阶段性地做了划分。目前在香港有很多富豪在设计这样一种制度，但生前处理资产的转移问题，在大陆还不是很普遍。一个社会要想让多数富人不去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活着时好好赚钱、死了以后捐给众人，那就必须给财富创造者以安全感、荣誉感，挣钱的过程中要尊重他、鼓励他，让他觉得挣的是他的。这才可能让他感恩，更多做善事，不躲避遗产税。
西方有遗产税，所以富人生前捐款越来越多，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因为他们死后财产一大半会因为缴遗产税成了政府的财产，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就捐给公益基金，这个基金以后还可以按他生前的设计去运行，他说了算。所以中国应该鼓励私人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因为人们觉得捐给基金会至少不会被不适当的人乱搞，比如一些公职人员拿这些钱来大吃大喝、办国有企业等。这在历史上发生过，1956年民营企业裸捐以后，政府拿这个钱办了国有企业，成了国有资产，经济差点儿崩溃，所以大家不相信政府会管得比自己好，还不如鼓励他们成立基金会，由基金会找专业人才进行有效治理。这样财富的所有者跟社会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形成普通民众跟财富创造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财富所有者、企业家和社会的和解。
只要给时间，让所有人看到财富创造者的财富最终会流向社会、惠及民众，这样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有可能建立。如果社会试图用革命的方法剥夺富人财产，那就会乱套，会让社会进入一个倒循环，最后谁也不去挣钱，导致社会动乱和倒退。这样的事情”文革”做过，朝鲜做过，柬埔寨做过，越南也做过，都引发过经济崩溃，于是后来又都不得不改革，开放私人经济，鼓励致富。总之，用法律和制度确保大家安心创造财富、行善，这才是财富传承方面积极和正面的信号。
制度传承与系统有效
制度传承的目标应该是打造一个财产安全、系统有效、合理激励的公司治理制度。它有几个特征：第一，股权设置上避免一股独大，适度加强公司资本的社会化构成。一个人占51%以上就是一股独大，不管是民营、国企、外资，风险都很高，这意味着整个决策机制都寄希望于一个人，而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正确。人是有缺陷、会犯错误的，能力是相对的，所以应该建立股权相对分散、又能够统一协调、理性议事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一个好的公司的股权设置，大股东应该在30%到40%之间，另外还有其他法人股东（小股东）和散户。这样比较容易做出接近80分的决策。太过分散也未必好，比如像万科的股权分散到最大股东16%，当创办人还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往后走，公司权力过于分散，形不成合力、主导，容易做出低于60分的决策，而且公司多头用力，逐渐也会走下坡路，过去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所以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避免两极化，就是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而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统一协调、适度社会化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有一个好的决策环境。
第二，公司要建立一整套透明的制度。一个是对内透明，公司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大家的事情。比如我们8年前设立万通历史陈列馆，就是告诉大家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否则大家会猜测所谓”原罪”，让人把创业者往坏里想。这在夫妻、朋友中间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他的信息越多，其实你越会把对方往好里想。如果把互不相识的两个男人放在黑屋子里，他们就都可能会想着先下手为强，会很容易打起来。所以在黑暗当中，人容易把事情或对方往坏里想。在对环境不明确的情况下，人有防卫本能，高估风险；但透明条件下，人有安全感，就可以良性互动，甚至给予正面激励。
透明度很重要。比如我不做上市公司董事长了，公司也要审计我，把结果就放在网上，让大家自己看。董事长做的事情也在大家约束之下，包括我每次报销，大家可以看董事长是不是自律的。现在公司的财务、利益、关联交易都很透明。一旦透明，就会获得信任感，增强凝聚力，或者给大家揭弊、纠错的机会，从而防微杜渐，净化组织。
对外也要透明，这样外部对你也有诚信，别人看你不会往坏里想。最好的透明方法就是上市，有了法律强制性的透明义务，信息都要披露，比如买房子、资产处置。上市公司的信用比不上市公司信用要高，用不上市的股票去银行抵押贷款，银行一般不借。但用上市公司股票就可以从银行拿到贷款，因为除了可流动以外，上市公司很重要一点是透明。
公司对外的透明度还可以有效促进内部约束力的加强，包括人的制度约束、道德约束、行为约束，保证更好地执行制度和传承。人在黑屋子里没人看见的时候，可以随意变换姿势，但是灯光一打开，你变姿势时就会觉得别扭，这叫自律，因为有道德羞耻感。越透明，不雅姿势越少。所以将公司置于完全透明的环境下，就可以减少多余动作，确保好的制度可以有效地传承。
公司需要把内部制度和外部社会的接口纳入管理范围。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除了盈利功能以外，还要满足别的功能。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公益和盈利需要分开，不能又像公司又像慈善机构。一个组织越细分，它的功能协调越好，系统健康，组织生命力才越强。单细胞的组织，生命力都很弱；或者多细胞组织很多功能混在一起，界限不清楚，也会很乱。有些民营企业，私人消费、捐款都从公司出，公司就容易崩溃。
私人股东不能在公司里拿钱消费，比如买房。你应该建立私人公司，以便和公众公司的业务分开，同时也应和公益的事情分开。私人业务可以相对不透明，跟上市公司不一样，个人兴趣可以放在私人公司去处理。
私人跟合作伙伴等外部系统的关系也要制度化、合约化，跟政府各部门的外部系统也应建立很好的接口，这样企业的传承就不会受干扰。
民营企业如果把自己的事业分成盈利事业、私人公司、公益事业这样三部分，组织功能就比较完善了，系统之间才会有跟外部世界的正常接口。公益有公益的法律规范，私人有私人的游戏规则，上市公司有公众公司的规则。这样以后也不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现在发起了六个公益基金的活动，还能跑得过来。
要确保制度传承，品牌也很重要。因为一个品牌里边有精神层面，也有物体层面，比如可口可乐是做碳酸饮料的，品牌已经固化了，如果可口可乐做房地产，品牌损失就太大了。品牌约束了继承者不轻易做跨行业决策。比如共产党用红颜色，这也是品牌颜色，它可以强化制度记忆。万通做绿色，品牌、口号、LOGO等软性东西会让个人不太敢去挑战违反制度约束的事情。
国家也是这样。美国建国10年出台了宪法，华盛顿在宪法内活动，到点就退，到现在已经200年了，这个制度传承得很好，宪法也没怎么改过。所以美国的品牌、经济实力都传承下来，科级干部、演员、拉链不严的人都可以当总统，经济还可以发展得很好。通过建立无缺陷的制度弥补有缺陷的人的失误，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这才叫系统有效，也是民营企业事业传承唯一正确的努力方向。
《理想丰满》第二章 公平
公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表现为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还有很多话题与之相关，比如官二代、富二代、显二代等等。社会上关于公平始终很纠结，抗议的人多数是弱势群体、民工、上访的、盲流、无业人员等等，他们发出的质疑、抗议都在说不公平。社会有很多不安定也来自于对某件事情的不公平的愤怒。
公平这个话题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讨论，连总理也特别爱说公平正义。
起点公平就是机会均等
对公平这件事可以从不同立场来看。在思想史上一直都有两派观点，一是起点的公平，一是终点的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像运动会上跑步，枪一响，大家都从同一个起跑线出发，但是大家的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否则刘翔也当不了冠军。强调起点公平暗含着终点上是有差距的、不公平的。邓小平讲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句话讲的时候，起点是公平的。但今天看，人们所关注的所谓收入差距大，是直接看向了终点，一部分确实先富起来了，但是差距有些大。
立场不同，心态就不一样。我1989年开始做生意那会儿，没人给我发工资，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是下岗职工，那时候大家是起点公平。折腾了20年，有的公司破产了，有的公司还维持，有的收入多点儿，有的收入差点儿。20年以后，你说不公平了，那之前这20年的政策难道错了？1989年我起跑时，大伙儿都一样啊，今天说收入差距给整大了，那我也有想法。
强调起点公平、一致性或等同性，却不承认终点的必然差距，那在运动场上就没法儿玩了。所以起点公平是强调竞争。愿意强调起点公平的，多数是强者、自信的人、愿意创业的人、愿意保持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就像在运动场上跑步，刘翔肯定愿意起点公平，因为他跑得快，起点公平实际是激励大家奋力快跑。
从学术上来说，起点公平更多是强调机会均等。比如说教育，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是官几代、富几代，大家受教育机会或教育条件是一样的。公立教育由政府来承担，就不能够有人受歧视。除了那些私立的贵族学校不谈，有一些特别好的公立学校，像北京人大附中，收取高额费用，只能是特别的人或者有特别关系者的孩子们才能进去，这就叫机会不均等。机会均等在教育上应该是有教无类，所有孩子都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至于施行教育以后，孩子们努不努力就干涉不了了。像国外发达国家，学校教育水准都差不多，有些孩子就是不爱读书，天天玩，起点是公平的，但是你没学出来，逐步跟人拉开差距，那就不能怨政府了。
另外每个人有就业的权利，在国企小孩儿可以顶替父母岗位，非国企就没有这样的政策，这就可能发生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了。大学毕业后大家自由择业，毕业生自己去网上找机会应聘，这就叫机会均等。但任何时代总是会有一些人可能有些特殊背景，他不需要这么辛苦，直接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比如文革的时候参军，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先到农村插队，但也有干部子弟、军人子弟直接就可以去当兵的。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就是这样，他父亲是部队的一个领导，他当兵直接就去了，等他办公司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连入伍手续都没有，后来才回到北京补办。入伍时，部队首长问他，是想学技术还是想长干呢？那会儿学技术就是以后到工厂工作，长干就是永远在部队学军事。他说我要长干，后来就当了侦察兵。显然，在那个年代他的机会跟普通人不一样。
再有现在看病，也有机会均等的问题，我前两天去301医院看个病人，发现病房拥挤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缺，所以看病过程中一定有机会不均等的现象。我们在三亚海棠湾项目边上有一个301医院，投了20亿，可能多数人还是没条件去那儿看病。据报载，目前中国医疗资源的80%是向公务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倾斜的，显然，医疗资源不是对所有人都平等地开放，而机会均等是要求大家在教育、医疗、就业方面都一样，只要我作为公民，我想去就应该能去，不应该分这么多等级。
另外关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均等，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民主。一个公民，我有权利对某件事情发表意见，然后参与社会管理，不能说我是普通老百姓，我就不能管。比如在西方还可以参与组织政党、竞选，什么人都行，这就是机会均等，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机会也是开放的。你想做的事情有充分的自由，社会不给你设置障碍，只要你愿意做，在第一天你进入的时候，门槛是一样的，至于你能不能像奥巴马一样从科级干部选上总统，那要凭本事了，这就是在起点上强调公平的结果。
官二代，富二代
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基尼系数”，它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的专业术语，主要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数。基尼系数到了0.5证明收入差距比较大，到1基本上不能接受。媒体上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很高，西方认为到了这么高的国家一定要崩溃。事实上关于基尼系数，政府从来没有指定过哪个机构专门去做入户调查，发现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要研究一些问题，组织一些人做过简单调查，但也不是准确抽样，大家只是社会心理上的感觉，成为经济学家的演绎。
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比过去几十年，特别1976年以前大很多。我研究生刚毕业工作时，我母亲跟我打赌，因为她觉得自己工资挺高，有好几百块钱，我那时硕士毕业拿70多块钱，她说你这一辈子不可能赶上我。今天我已经远远超过她了。因为按照她在文革前毛泽东时代的概念，一辈子工资涨不了多少，那时候是结果公平，大家都一样，所以她觉得不可能。如今不同了，李彦宏在全球100个富人里边，他排在四十几位，中国有1亿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2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的人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的资产是60万亿，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显然收入差距的确很大。但其中工资性的收入带来的差距占的比例不是太大，最重要的是资本性的收入。比如股票投资，另外现在创业板上市老板的股份可以变现，还有一种财产性收入，比如买房。
这从消费上也能看出来，比如中国发展经济当中，生活有所好转，但普遍还有很多压力，比如看病、就医、住房，但另外一方面，奢侈品商店在中国越开越多，北京国贸商圈，LV都开了两家，爱马仕一个包几十万，还是拥趸无数。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很开心，他帮助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他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都1000万美金以上，贵的4000、5000万美金，很难卖。我前两天在迪拜碰到这个人，他说去年卖出去21架飞机，他赚了超过1亿，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
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现在出来上千万都不稀罕，最近起诉许宗衡3000多万，上亿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他儿子后来追一个女孩儿，钱被人家全部卷走了，他又变成穷人了。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最近被枪毙掉的湖南某市的纪委书记讲，钱是一把刀，杀了我，我拿这么多钱也不敢用，都藏家里了。在人们心中都知道这种收入差距，但又不能度量。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
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
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疗、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金，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成100、150万亿，可能遗产税也有50、60万亿。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但是太早也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
还有一种解决收入纵向公平的方法是用政治运动，我们过去五千年是用农民起义的方法，最近一百年用革命的方法。当一代人刚刚挣点儿钱，就闹革命了，抄家、斗地主、没收，这样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曾经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家里是地主，斗地主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收了，他们家就变成贫一代，改革开放这几年做生意，他又赚钱了，又变成富一代，他的小孩儿变成富二代。朋友跟他小孩儿说，你别高兴太早，富二代过两天可能还是贫一代，因为咱们国家老动荡，过两天没准儿又革命了。
社会不断通过政治运动、革命方式来解决纵向的不公平问题，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代人的心里都结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东西抢走，总是不快乐的事情。抢的人是当下快乐，但是因为你是抢的，不善于管理，这东西很快也没有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法制、税收、公务员考试，通过一些理性的能够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应该用一些暴力的激进的革命的方法试图一夜解决纵向不公平的问题。
我到台湾见到一个老兵，他们家以前是地主，很有钱，藏到罐子里埋着。1945年土改把他们家产全分给了农民，结果他们家的长工、佃农都有地了，把他们家人吊着打，有的给整死了，他跑到台湾当了国军。他说我们家祖上好几代人辛苦，现在积累都没有了。
我们一个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说1949年军代表找他们签字，把他们家在大陆的东西都没收了，分给广大的人民，他觉得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招商，把他们家原来在外滩的一栋楼要卖给他们，很贵。他觉得当时是我们家的，你拿走了，最后又卖给我还是不公平。所以公平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一部分人认为的公平，对另一部分人不公平。追求公平的过程往往导致更多的不公平，这种历史的循环和悖论经常看到，令人悲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