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hilcao

　　胡舒立是一位名人。

　　最近，她和她的财新传媒，因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流行病疫情而再次引发人们关注，成为“现象级”的话题。有关她和财新的文字，铺天盖地。我发现，这些文字，基本来源于一本美国杂志《纽约客》。尽管，这本杂志的一篇文章是若干年前写的，但是，如今流传的胡舒立的资讯，差不多都是从中间抄来的。

　　这些年，我经常在朋友圈中转发胡舒立的讲话和文章。但是，对这些天广泛流传的所谓揭秘文章，有点反感，坚决不转，也是一种态度。我的感觉，这些文字，有真有假，云里雾里，不太真实，有种越说越乱的味道。因为，有些事，个中缘由，比较复杂，根本不是某些“揭秘文字”所能解释的。

　　我认为，对外界而言，胡舒立身上有三个基本的标签：

　　1、资深媒体人，财经和财新传媒的创办者。

　　2、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一些外国媒体的评价。

　　3、一位有背景的女人，语焉不详，却又让人深信不已。

　　要说胡舒立其人其事，似乎都绕不开这三个标签。

　　胡舒立，原名胡舒拉（随母姓）。胡舒立的名字，是她自己改的（1970年）。她还有一个姐姐，叫曹卓娅（随父姓）。我和胡舒立是同班同学。我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窗四年。说实话，大学期间，我同胡舒立说话并不太多，我们同班，却不是一个组。当时，北京本地的同学，许多人因为校舍紧张、只能走读的原因，彼此走得较近。比如，范蔚萱、于晓东、刘扬、杨大明、张亚、汪朗、祁林等人。胡舒立是从部队考来的，穿一身65式绿军装，但她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同学比较扎堆，用他们的话说，关系“铁磁”。

　　胡舒立身材娇小。关于她的身高，她似乎从来不说，我们也从来不问。《纽约客》说是5.2英尺（158厘米），我感觉，有点“高估”了。反正，我们班最矮的一位男生，身高大约是一米五二，感觉舒立比他约高二、三公分。可能是因为个子小的原因，胡舒立说话，特别习惯昂着头。不信，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找她的照片，几乎都是仰着脸的。　　

　　胡舒立说话语速极快，嗓音脆亮。说英语，尤其特别。当时，我们班大部分人学英语，少数人修日语、法语和俄语。英语班是各系混杂着上课，比如历史、法律、新闻等等。我们按入校时的水准，分成了快中慢三个班。胡舒立水平不错，进了快班。他们班有不少英俊帅哥，包括马力、黎海波，以及她的丈夫苗棣等等。她说话语速极快，学英语的同学们便给起了一个绰号：麻雀（sparrow），特别形象。胡舒立比较强势，喜欢抢话头，有她的场合，基本没别人什么事。有一年，她到上海出差，跟当时同在上海进修的同学，跑到我家里蹭饭吃。一晚上，基本都是她在说话，我父亲悄悄拉住问：她介欢喜说话，不累啊！印象之中，胡舒立精力充沛，永远不知疲倦，今天亦如此。

　　胡舒立说话快，性子直，风风火火。因此，同学们还叫她“小旋风”。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的同学范蔚萱说过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胡舒立从厦门返京找我，我正好外出了。等我回来，单位已经炸了窝，先是传达室范师傅一把拉住我：“今有个人来找你，也没登记，直闯了进去，我追也没追上，等到出来了，我想拦着，结果人没瞅见，又没影了！”我问男的女的，范师傅啐道，就是因为没看见才问你嘛！回到办公室，同屋的马竞（现为法制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看着我一脸犮懵：“阿范，刚才有个人来找你，沒听清说什么，就走了！”我问：“男的女的？”“女的！”我心里大致有数了，舒拉来过了（“铁磁”们仍喜欢叫她舒拉）。

　　原来，胡舒立回京办事，开了一辆借来的丰田汽车。胡舒立身材姣小，传达室的范大爷还没看清司机，车己停在办公楼下，大爷追到跟前，发现人己上了电梯……该找的人没找到，胡舒立飞身下楼，开车、掉头、直冲出门，看门的范大爷依然还是没看见开车人长什么样。这段经历，要让阿范用京片子说出来，可以笑痛肚子。后来，有同学们又发明了新的笑话，是说胡舒立在厦门驻站，开车经常被交警拦下，原因是警察看不见开车的人，以为是“无人驾驶”，一脸的疑惑。这种事，杜撰的可能性大。不过，胡舒立开车快，风风火火，经常被警察拦下，或许是事实。

　　1982年，胡舒立大学毕业，开始媒体生涯。按当时的分配原则，应该是哪里来哪里去。我们班有四位军人，两位回了部队，分别在新华社军分社工作过。两位脱下了军装，一位留了校，胡舒立选择去了《工人日报》，她母亲所在的单位。关于这件事，我也问了不少同学，似乎没人知道原因，就像她当年从山西插队知青跑去当兵一样。1985年，胡舒立去了厦门工人日报记者站。这段经历，现在似乎有点被人放大了。

　　1987年6月，胡舒立搞到了一个去美国游学（据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资助的青年国际记者采访旅行活动）的机会。我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短短的美国经历（三个月），她收获了一本书，《美国报海见闻录》，有点像走马观花的杂记。后来这本书，又有再版，改为《访美记》，还特意加了一个副题：“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先生替她写了序，属于“老作新编”。胡舒立后来坚称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不是从此而来？

　　胡舒立从美国回来，一帮同学聚会吃饭，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同学们都以为，此去美国，她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席间，有同学问：为啥回来？结果，她说了一段话，也让同学们笑翻了天。她说，我开始以为吧，咱英文再不好，也总比非洲人民强吧？谁知道……（她的意思，美国黑人都比她英文好），不行，咱还是回来吧，只有祖国才是施展才华的地方。美国这段游学经历，特别是美国新闻机构的工作实习经历，对胡舒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从此，她开始琢磨“新闻专业主义”，也似乎有点不淡定了。此后几年，她一直在寻找机会，去实践她的理想。先是经同班同学杨大明介绍，去了《中华工商时报》。这段经历，胡舒立本人有说法，那是一篇怀念老报人丁望的纪念文章（大家可以找来看）。期间，胡舒立开始大量接触经济和金融界的名人（如吴敬琏等人），开设“财经高层访谈”，产生很大影响。胡舒立的财经人脉，大概源于此。几年之后，胡舒立再次获得一次美国学习的机会，据说是主修经济，游学时间比上一次美国行更长。

　　胡舒立的成名，源于财经和财新传媒。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她在创办财经之前，曾有过一段办杂志的试验性经历。1997年1月，北京有一份原属于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杂志，《开发区导刊》杂志。其执行发行人和主编是同班同学刘扬（后任澳门五星卫视总裁），胡舒立获邀任首席记者，合作18期之后，胡舒立成为实际意义的主编，以“舒菁”署名任主笔。这本杂志，定价32元，月刊。他们的理想，就是做成“中国的福布斯”。仔细看看这本杂志的封面，还真有点福布斯的味道。

　　胡舒立自此走上独立办刊之路。刘扬事后对胡舒立的评价相当高。“她非常知人善用，也很善于与杂志社各色人等打交道，情商极高，把所有的犀利本能都用在文章上，而不是与同类较劲”。“把事情做好，是她唯一的信仰。”“在她那些标志性的率真和咋乎后面，她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对风险的敏锐。她让我深信：杰出并非单纯源于非凡的勇敢，更要格外谨慎。”这本杂志，最后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福布斯。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不多说了。胡舒立与王波明（王炳南之子，他还有一个兄弟，叫王东明，原中信证券董事长）合作，创办了著名的财经杂志。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提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独立、独家、独到，成为她的办刊方针。但是，胡舒立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他们始终用谨慎客观的语言去分析调查和梳理事情，她从来不粗暴、不愤青、不说狠话，而是将重点放在一个极有分寸的角度，他们总是先预设一个良好的设想或者愿景，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不应该啊。这种角度，虽说让有人不悦，却也说不出什么。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这是她说的：“《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有人评价：胡舒立的本事，就是知道怎样用别人的钱，去办自己想办的媒体。她既依靠资本，又不希望资本控制。因此，她同王波明的分手，也早晚的事情。2009年11月，财经杂志成为新闻对象，胡舒立率得力采编团队出走。我的判断，胡王分手有三个原因：一是王希望更多介入编辑部业务；二是王的公司，有越来越多商业上的关系，需要编辑部照顾或者手下留情；三是两人在对待新媒体投入有严重分歧。当然，杂志盈利后的利益分配，应该也是一个因素。只是，他们都不愿意谈钱的事情。

　　从财经到财新，从北京到浙江，又从浙江回到北京，经历复杂，不提。胡舒立始终在努力坚持她的新闻专业主义。她的本事，就是不断地与资本打交道，同时又在努力摆脱资本的控制。这种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但是，她似乎做到了，既坚持内容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利益的干忧，也能够兼顾资本的利益。她也找到了能够理解她的资本同道人。比如，后来接盘的黎瑞刚。这是她的坚持，也是她的幸运。

　　或许，独立独家独到，这三句话，胡舒立看得很重。从财经到财新，从琼民源、银广夏到“谁的鲁能”，从当年的SARS到今天的新冠病毒，独到的东西，往往源自于独家的调查。胡舒立似乎特别重视记者的调查能力。她的手下，男男女女，都有一种顽强惊人的、锲而不舍的深入调查的专业精神。胡舒立的嗅觉是灵敏的。她往往能提前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也有可能是她的人脉关系，让她信息更多，感官更加敏锐。总之，许多事情，她总比别人知道得更早，有点先知先觉。但是，她一般不会盲目地抢发新闻、去踏所谓的红线。相反，她会把新闻养起来，慢慢地调查积累，直到官方发布正式新闻为止。因此，任何事件发生，她的杂志，总能发出比许多同行都要翔实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她办的媒体受人关注和敬重的主要原因。

　　前两年，中国华信东窗事发。在事发前的大半年的时间，财新的调查就早早开始了行动。当时，我有一位手下，在华信集团工作，负责公共关系。有一次，他来找我，说是他们的大老板叶简明想认识认识胡舒立。原来，财新的一位记者，一直在暗中调查华信集团，他们很担心，财新会有对企业不利的报道。于是，我便向财新的另一位同学杨大明打听情况，并表达了华信的想法。杨大明是胡舒立的重要合作伙伴，他在财新采编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杨大明很坦率地说，企业调查是他们正常的行事方式。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想要发东西批评华信的意思。后来，我到北京财新总部见胡舒立，吃饭喝酒，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她的回答大致相同。反正，跟我打哈哈，不正面回应。我也知道，这事肯定有原由，也就作罢，咱不能强人所难。结果，叶简明的饭局没有约成，华信就事发了。财新关于华信集团的报道，又走在了同行的前面。

　　在这类事情上，胡舒立非常倔强，她经常讲一个媒体的“防火墙原则”，说媒体不能被收买，必须有一个新闻内部的防火墙，主张编辑部和经营部完全隔离，两者不可逾越，经营工作，不能变成对内容的任何干预。在这方面，她是不近人情的，甚至六亲不认。她坚持，新闻应该是独立的，决不能受利益集团和人情世故的影响。因此，有人怕她，说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是有原因的。她的行事风格，要么不出手，要出手肯定一刀毙命。

　　最近，胡舒立和财新如日中天。他们横刀江湖而不倒，在我看来，无它，只有两条原因：真实客观，外加分寸感。有人说过一句话，胡舒立其实是一个特别小心翼翼的人，她的风险意识特别强烈。尽管如此，外界感兴趣的、并喜欢猜测的，依然是胡舒立的背景。

　　所谓背景，一般同家世和经历有关。关于胡舒立的家世，现在有明确的说法。我们读书的时候，只知道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长辈。于是，大家就猜，是胡愈之呢还是胡厥文？都是副国级，都特别牛。不过，胡舒立自己从来不说。说实话，我也就是几年前，才大致搞清楚怎么回事。她外公胡仲持早年是《申报》的编辑，一位知名的翻译家，后来参加了革命，分别在上海《解放日报》和北京中联部下属的文化单位工作过。她外公的哥哥叫胡愈之。关于她的父母，胡舒立从来不说，我们也不清楚。这就是他的家世。

　　再来看经历。胡舒立属于老三届，68届初中。他读书的中学，比较牛，北京101中学。这所中学，当年精英云集，有些人，至今仍活跃在中国政坛。文革开始，胡舒立是读初一（5班）。她参加了红卫兵，最早起来造反，是当时“联动”的支持者。结果，1966年底“联动”失势，有数百人被抓进功德林，其它年纪较小的，也被所在学校的其他派别关了号子。胡舒立也在其中。有一位中学同学，回忆此事，说她曾去101中学探望朋友，看见过胡舒立，让她惊讶的是，胡居然在小号里啃《资本论》。大约在1967年4月，联动老兵被释放，胡舒立也重获自由。我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有一位好朋友，《经济日报》的臧平分，他当年就是101中学老兵中的大牛人，写过著名的红卫兵诗篇，题目好象是《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臧平分听说我是胡舒立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半开玩笑的话：她当年是跟着我们混的。（注：臧平分1998年因突发心脏疾病去世）

　　胡舒立1968年到山西插队当知青。时间不太长，她居然去当兵了。那个时代，当兵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对知青，尤其如此。没有门路，估计是不行的。从胡舒立的家世看，她似乎没有军队的背景，她怎么就能去当兵了呢？有人分析，40年代，有一批左翼文化人的世家子弟，许多人后来经培养而进入了要害部门，胡的祖父，一直有中联部的工作背景。不过，同学们几乎都不清楚，胡舒立的父亲究竟是干什么的。

　　胡舒立当兵的地方，是位于苏北的一家部队医院。关于当兵的经历，她似乎也极少说。我依稀记得，她说是宣传干事。不过，在《纽约客》的报道里，她好像什么都干过，护士、食堂、也养过猪，管过广播等等。杨大明说，也许是胡舒立当过“医务兵”吧，所以对sars和新冠病毒这些东西，相当敏感，也有专业的判断力。这也许是当年的财经和今天的财新，对流行病疫情眼光特别敏锐的原因之一吧？

　　胡舒立是一个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她是一个特别能够“自来熟”的人，比较善于处理各色人脉。别看她快人快语，直性子，话语之中，她很注意分寸，不会得罪人。从高官到平民，凡是需要相处的，她都能得心应手。以至于她的手下，对她相当的祟拜。我听她的手下说过一句话，“这辈子，替胡舒立拎鞋，都是值的”。有时候，她就是财新的“女教父”。我相信，不管是101中学，同班的，还是比她高一级的，还是后来在中华工商时报，她做“财经高端访谈”，认识的这么多“少壮派”（有份名单都是牛人不提了），她都能维系关系，充分把握，为我所用，并且能得到对方相当的信任。这就是她为人特别牛的地方。非寻常人也，我等不能理解，也完全不能企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舒立的背景，说有则有，说无则无。

　　胡舒立是北京人，祖籍浙江绍兴。她比较注重生活的情趣，穿着十分得体，色彩比较协调。因为近视，她常在胸前挂一付眼镜，需要用的时候，才拿起来瞄一眼，有点优雅。她也喜欢吃上海菜，估计是受家族影响。每次到上海，我请她吃饭，菜单都是她自己点的。上海菜什么东西好吃，她门儿清。胡舒立的家，几十年没变过。她一直住一套老式住宅的三居室。这套房子，据说是单位当年分配给他父亲的房子。我们班很多同学，去那个地方混过。前两年，我还去吃过饭。胡舒立似乎比较喜欢这套房子。她从没想过，要搬出去，“习惯了”。这是她的说法。

　　显然，胡舒立的追求，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新闻就是她的理想。去年，胡舒立辞去了总编辑职务，改任社长。于是，外界也在猜测，胡舒立是不是想激流勇退？一位熟悉她的同学说，她不会退休的，干的正欢呢，那是她的命啊，活到老干到老，致死方休。

　　 特别鸣谢：陈平、范蔚萱、杨大明、刘扬、张伟光、杨新、张纯等同学。
　　来源：微信公众号“重读历史”
　　编辑：shirley、安通
　　审稿：袁家福
东方网 | 2020-03-02

　　2008年5月12日，《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精英谈 | 2014-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