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益慈善在中国备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误解。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富人或者说是财富创造者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以后还应该做得更好。
巴比晚宴
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在去年已经超过了公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缴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了不到30%的就业，也才缴了一半的税，盈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远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市场经济最初30年来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办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情。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除了陈光标不断号召提倡外，在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就吃剩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那些人当时都没有想死的。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是护己，保护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多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他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里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儿，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儿，时间少一点儿，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就讲，捐款这件事情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那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情，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尺度。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政府和捐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上个世纪50年代大家全部裸捐给政府了，变成了国有资产，结果经济还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办企业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领导的权力不受约束，公权力就会无限蔓延，必定祸国殃民。
第二，不应该全部捐，因为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是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的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我们主张理性慈善或公益，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理性捐款。万通做出决定，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根据能力大小，高管、员工自愿捐，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关于陈光标高调慈善的行为，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媒体称之为慈善暴力，即你在晒你的善行时，可能灭了别人的自尊。台湾马英九就提到，善是好事情，但是行善要照顾到接受者的观感和尊严。比如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你说她会不会伤心？你晒你的善等于晒了别人的穷，晒你的强等于晒了别人的弱，晒你的自尊就晒了别人的自卑，晒你的光荣就晒了别人的耻辱，这就是慈善暴力。
另外，高调慈善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比如有人质疑陈光标到台湾这样发钱，是否违反了外汇管理局规定，因为通常一个公民不可以短期带这么多现金过去；如果他在当地借了钱，然后回来还人民币，这属于逃汇行为，需要在法律上进行解释，但是陈光标至今没有解释。
还有你是不是善待员工？假如员工都没有照顾好，对亲属的态度也过于严苛，你这样去晒钱就不太近情理。如果是万通，我为了个人做首善，把大家工资克扣一半，大家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不能伤害到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据说陈光标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得不到他的施舍，他却去捐钱给最远的人，这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虑。
当然，即使这样，民众还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我们还应当继续进步，做得更多更好。
但是，社会和政府还是应该肯定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做社会公益和慈善。如果既不保护又不鼓励，也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免税政策，那大家就有可能觉得委屈。西方人捐一块钱等于只捐五毛钱，因为可以抵税；我们捐一块钱等于捐一块五，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分红的一部分捐出去，而这部分是已经缴了税的。所以社会应该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积极客观的评价和鼓励，他们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社会若再提更高的要求，他们也会积极回应，做到善无止境，通过扬善推动社会进步。
公益组织的治理：独立、透明与专业
在治理结构上不管私募、公募，目前都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独立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应该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团体、企业、个人。目前看独立性都不够，政府的公募基金相当于准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它有财政拨款，相当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政府下边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部分没有独立性可言。壹基金相对来说往前走了一步，但还在努力当中。私募公益基金大多是个人、企业捐款，它的独立性就是怎样和企业的经营不要纠扯，这在目前是一个挑战。如果不独立，治理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过程中，我问一个企业公益基金的理事长，我说，你是公司的CEO，怎么又同时兼公益基金的理事长呢？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冲突的。独立性表现在业务上不能够交叉，人员上要绝对独立。
二是透明度。一定要确保善款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不透明，没有监督，像前面讲的上海红会的人用善款大吃大喝，那别人就不会再捐款了。没有透明度，公益基金的募款一般很难成功，这类似于上市公司，你不透明，谁敢买你股票呢？
现在万通公益基金、腾讯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基金、友成基金、壹基金等透明度都很好，年报全部上网，管理费用绝不超过10%。爱佑华夏基金做得最好，每一单都能查到捐给了哪个小孩儿，并且可以跟这个小孩儿联系，看到被捐的小孩儿能活下来，让人很有成就感，这让好事落在了实处，所以现在爱佑华夏发展很快，手术成功超过1万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救助基金。
第三是专业性。中国目前特别缺少专业人才。壹基金现在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学院，培养专门的公益人才。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公益类科目，有专业教授和专业研究，中国这方面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政府管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量派机关干部去做，不是好办法，关键是人员不够专业。企业的私募公益基金大量派企业人员去做，也不够专业。这些做法使公益基金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慢，他们做项目经常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治理水平也有限；机关派来的人容易把公益组织做成政府，就像红十字会，企业派来的人容易把它办成企业，什么事情都问老板。这同样会导致它既不独立，又不专业。
在治理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效率。我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治理最复杂的是阿拉善基金和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有180多人参与，怎么让这么多人的公益组织提高组织效率呢？章程委员会总在研究治理结构，希望提高组织效率。它由生态协会和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两个机构组成，后续参加生态协会的会员必须给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捐10万块钱才能成为会员，然后你就能够选举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这个选举极其复杂，今年又到换届之年，将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专门来处理选举事宜。这个协会里有将近20家台湾企业，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选举办法。但是最近又碰到新问题，因为各地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按照海选制度，每个人都是选举人，也可以成为被选举人，若按简单的多数票当选，很容易造成拉帮结伙，各推自己的人，从而忽视整体愿景和组织协调，所以需要改善。企业成员对阿拉善基金的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应该保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速度可以慢点儿，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另一种说法是这样办事效率太低。
壹基金现在的理事长是周其仁，副理事长是王石，平时日常执行都是王石，秘书长是杨鹏，另外有九个理事，监事长是由深圳民政局派来的。从目前开会运作的情况看，壹基金的效率比阿拉善基金要高，在公募基金里采取了很规范的治理方法。
未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将来自四个方面，即独立性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专业性的竞争和组织效率的竞争。组织效率里有一条就是募款的效率和花钱的效率，因为你募款的速度越快，募的数量越大，你必须捐出去越快，捐的数量越大，这才有效率。公家的公募基金募款能力很弱，花款能力很小，管理费提的比率越来越大。如果他1年能募10亿，这点儿管理费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它募不到钱，那管理费就会提取得越来越多。壹基金为什么敢说只有5%呢？因为它募款能力强，募款多了，管理费比例不就小了吗？这就是效率的比较。
怎么样提高募款效率？我曾经受过TNC的募款培训。我听到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它看着没有效率，但实际效率非常高。西方人经常对有钱人的遗嘱表示关注，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但是西方人可以接受，一般人要死了的时候给钱很大方；那些募款人就和有钱人讨论遗嘱，让他在遗嘱里尽量将捐赠数额写多一些。这样看着没有效率，因为离人家过世还早呢！但是如果有1000个目标人，按照概率，每年总会有几个走的，所以募款效率其实相当高，而且遗嘱是立即生效的。
另外要研究花钱的效率。爱佑华夏基金的花钱效率就很高，这样导致募款效率进一步提高，大家愿意给它钱，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万通公益基金也在努力做到这点，它3年前创办，目前已成为北京私募公益基金中的治理标杆。它的独立性不错，11个理事万通公司只占3个；在5个人组成的项目委员会中，万通只占1人；另外，理事长也不是万通的人，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退休的专家，他有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我以前都不认识，是别人介绍的；秘书长也不是万通的，是猎头公司找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以前在国际NGO做过的专业人士；在业务方面，他所做的事情跟万通的盈利机构是绝对分开的，目前已经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他愿意做哪儿、跟谁做，都是他们来决定，我也不知道，都在网上看公开的内容。这就是独立性，表现在人员和业务两方面都要独立。
另外在透明度方面，万通公益基金的年报、日常事务都挂在网上，平时每三个月给捐款公司做汇报，年底再做一次总结。专业性方面，尽量聘请专业人才，聚焦在可度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上，保证项目做到可度量，这样每年有大量可度量的成果，比如碳减排具体减了多少吨，有一个数量化的标准。万通公益基金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回报了社会，同时让万通的价值观跟社区、人群、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理想丰满》第六章 立体城市（节选）
关于立体城市，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传说，许多媒体报道中都有讲到，小说《同城热恋》里有故事描写，还有未来的网游立体城市等等，如果它以前像是墙上的美人，今天我们要把它请下来，让它成为炕上能生孩子的媳妇。
遥远的故事
立体城市的概念来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3年前，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位神人有本天书要给你看，一般人看不懂，写书这个人认为只有你能看懂。”我拿来一看，是很厚一本白皮书，叫《中国梦》，内容极其复杂，其中写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三大梦想，其中一个梦想是建超高密度的巨构建筑，其灵感来自于日本曾经做过的空中城市、迪拜的金字塔。中国要拉动内需，就要建很多大家伙，如果在北京建上12个，让北京人住进去，剩下就全是绿地，这是他的第一个畅想；另一个梦想是种电，不是发电，而是像种庄稼一样种电，这事儿我现在还没弄明白。看完这书以后，我发现它在讲一种大交换的理论，用的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后来朋友说作者想见我，并且悄悄告诉我他的名字。后来，朋友带我见了这个人，在交谈中，我说这个事情就叫立体城市，因为你讲的无非就是把城市摞起来。他说这个说法好。名字是我提的，思路是他在幻想的书里原创的。
我问他为什么找到我呢，他说研究了中国的地产商，认为我是有理想的，不光赚眼前的钱，还能够看到钱以外的地方；另外这复杂的理论，只有我能看懂。我当然谢谢大哥夸奖。接下来他问我能不能去实施，并给我描述实施的方法以及资本市场运作方式，其复杂程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我说这件事情要落地，就要组建一个公司，要按我的想法来做，用万通的资源来推动初期的工作。于是我找到郝杰斌，然后我们组建了公司，开始了立体城市的追梦之旅。
3年过去后，我在哥本哈根第一次对外讲，然后在中国反复讲，在实践当中不断去研究。我们不断面对各方面的质疑，但是并不着急，因为我有经验，讲一个有意思的新事，不讲上2、3年是没人会相信的。这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你追她，一开始她会有抵触，但是你坚持追上几年，突然不追了，她可能会觉得她自己错了，反而会回来找你。
我们在纽约做”中国中心”就是这样，2003年我刚开始去折腾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事儿是靠谱的。我在纽约见到靳羽西时，她也认为这不可能。她说：”在美国被拉登强拆掉的地方盖一座最高的楼，然后里面有-中国中心-，这让美国人精神上、价值观上受不了，我是华裔我都受不了。”她建议我改个名字，或者换个地方。我说我不换地方，我只想在这儿做。7年过去了，这两年每年”中国中心”都在主持”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每次这些商业巨头包括市长布隆伯格都会讲”中国中心”，特别是谈到金融危机以后纽约的发展和美中关系时都少不了这一话题，他们对我们高度肯定。现在除了纽约合作组织以外，不少著名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的项目表示高度热情，希望能参与。
今天，我已经讲了两年立体城市，现在我只要讲一遍，别人就认为可行。一开始讲10遍别人都认为不行，如今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落地，不需要多讲，别人都来找你，这就是创新在市场上必然的经历。我们已经走过了构想、萌芽阶段并经过社会检验，接受过各方面的质疑并做了大量调整，现在大家都能听得懂了。这个过程在公司内部也是一样，当我刚开始说的时候，我的团队都认为完全不可思议，在背后说董事长疯了；但是现在大家已不再这么认为了。创新者要有理想，正因为有理想，你才能坚持到底并获得认可。
摊大饼，还是摞小饼？
要解决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这四大疾病，我们得换一个药方，原来是摊大饼，就是平面城市，北京目前按城区规划，容积率不到1，三环以外空地还很多，把CBD放倒一摆也还是不到1，中间的基础设施、成本开支都很大。我们现在想反其道而行之，把饼缩小并重叠起来，往高垒，这样一来，城市就有了几个新特征：第一，它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第二，密度肯定加大，高密度或者中密度，容积率超过1，接近10；第三，里边的空间布局比原来复杂几十倍，原来是平面布局，比如购物中心在这儿，周边是写字楼、商业、学校，现在我们把它们压缩到一起并拔高，系统会更复杂；第四，管理更具集约性。我们知道以前老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的，很大；后来发展成晶体管，就是半导体；现在是高级的集成电路，一个指甲盖儿大小的物件里什么都能装下。我们的思路就是把城市由电子管变成晶体管，变小一点儿、高一点儿、密一点儿，但是功能要更好。
在地球上密度最大的地方，1平方公里能装100万人，这就是现在南非贫民窟里的现实。那只有3、4层高的破旧屋子里，人们面对面、背贴背生活；如果那里的人和人抱在一起睡，那这些地方的人口还可以再加10万。那儿的监狱里边人口密度更大。这都是贫困带来的超高密度。而地球上有一个叫做芝加哥的地方，1平方公里最多盖了1200万平米的建筑。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人和建筑之间找到合理的数字。同样的人口数量，区区100万平米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数字，而1200万则又可能令人窒息。究竟在1平方公里的面积里盖多少房子、装多少人、有多少人就业、如何组织交通，才能做到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让城市人很舒服，比目前摊大饼的城市更好呢？
经过大量的比对研究，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尺度是1平方公里可以建600万平米的地上建筑加30万平米的地下建筑。600万平米比芝加哥少一半，显然舒服很多；装10万人口，比南非少了90%；毛容积率是6，比通常的稍高一点儿，净容积率做到9.3，比北京的国贸一带CBD地区要低，那里的容积率是11。600万平米分给10万人用，其中340万平米的住宅给10万人晚上睡觉，一人34平米，这比我们现在城市人均28平米要大，已经高于日本的平均数了。剩下是人均拥有的写字楼、购物中心、立体农业、医疗等空间，加在一起人均享有的空间翻了一番，将近60平米，比北京的望京、国贸甚至美国的曼哈顿都要舒服得多。
北京的望京在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700万平米的建筑，用了20年的时间，装了25万人。而我们开工5年就能做好，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快速建筑方法、城市的模数化，如果我们也装进25万人，最多需要2平方公里，节省了大量土地，但舒适度比望京要高，因为望京没什么好医院、好学校和农业。在我们即将实际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立体城市，所有指标都须先于世界最理想的低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马自达城）和中国正在实施的生态城市（天津中新生态新城），比如现在地球上有个跟我们规划中的立体城市类似的地方，可以佐证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它在日本的大丸有地区，1.2平方公里建了700万平米建筑，看着很舒服。它的地下三层是打通的，中间可以跑汽车，它的容积率是10。它是旧城改造出的立体城市，不是新建的。另外一个将要建的准立体城市在韩国首尔的龙山火车站，在800亩土地大概是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380万平米的建筑，由一个法国的设计师设计，380万平米全都连成一片，上下左右都连通，非常不错。目前万通正在跟这家业主讨论合作，我们会参加其中一部分项目。首尔有3000多万人口，密度非常大，他们认为做这样的项目很合理。
所以在地球上建立体城市并非无先例可循，只要人口密度足够大，房价够高，交通够困难，城市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以上，立体城市就更加显示出它的合理性、经济性和便捷性。
我们往回倒一百年去看城市是怎样由平面变为立体的。在西方为什么纽约、曼哈顿没有变成摊大饼呢？曼哈顿已经建了200多年，才建了30平方公里，只倒腾中城和下城，上城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度的约束，竞争效率的要求。另外，公权力太小，不可能按照长官意志，随意改规划、拉大城市框架。
在中国，我们看办公楼大小和是谁的，就知道那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政府的楼越牛，这个地方市场经济越不发达。如果这个城市最高的楼是商业机构，那么这个地方商业气氛就好。比如上海陆家嘴，不是政府楼最高，高的都是环球金融中心等等。你到贵州看，贵阳最气派的楼是人民政府、法院。在纽约政府的楼还是100年前市议会的小圆楼，没有警卫，市长坐中间，跟拳击台一样，周围围着其他工作人员。市长布伦伯格是彭博社的老板，亿万富翁，他说这样信息传播最快，我一喊你就听见，效率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纽约在1929年的时候土地没了，所有人都着急圈地。我们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有个绅士他太太怀孕了，他把太太放到救生船上，自己坐的大船最后沉没了，这个人就是地产商，他们家当时在纽约有很多地。当时最神气的是地产公司。纽约当时地紧张是因为盖房太多太快，那个时候房子是用石头和木头建的。石头能建多高？比如教堂比较高，有洋葱顶、圆顶、尖顶，但是没法住人，只能是钟楼上藏个敲钟人，一般都在3层以下。1929年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个机会。钢铁大王要卖钢铁，于是想能不能用钢来建房子。有人就开始研发，后来证明成功了，一下就可以建很高。地基结构做好，这房子不会倒，而且可以往上延伸。但是石头如果垒到10层就垒不上去，金字塔是斜着才能垒那么高。石头的自重非常重，吊起来很难，会砸死人的。后来研究用轻的材料比如玻璃。还有就是人怎么上去，这样电梯就出来了。总之，钢结构、玻璃加电梯，开启了摩天大楼时代。从1932年开始，大家比赛建高楼，有了空间、面积，就可以出租、赚钱。1946年帝国大厦建完，成为纽约最高的建筑，结束了纽约疯狂盖摩天大楼的时代。这使原来的地一下多出来了，纽约变成了立体城市，现在1平方公里有800万到1000万平米建筑。
今天恰好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机会，仿佛当年曼哈顿摩天大楼时代的机遇，只不过今天叫立体城市，要用新技术、新发明，把若干摩天大楼梳理好，摆布合理，让它们功能上互通互联，而且低碳环保。现在地不够了，城市病出来了，但钢结构更进步了，甚至是轻钢，500米以下是常规技术了，最高的楼1100米，在拉登老家吉达，现在又说有1200米。我不久前到迪拜塔去住了一下，它的高速电梯800米只用60秒，没感觉就上去了。另外纳米技术使材料自重大大降低。另外信息革命带来互联网，可以点对点的控制。如果过去立体城市装10万人，你满楼道吆喝找不着人。现在很简单，发个短信打个电话，还有摄像头、中央控制，巨大的建筑体系里可以实现有序管理。如果现在建1800米可能会有挑战，但是立体城市最高点才450米，其余的平均高度是120米。现在最大的单体建筑120万平米在成都已经开工了，我们比它略多一点儿,没有超出现在的技术能力的范围。
我们规划的立体城市，在1平方公里建的600万平米建筑是这样分配的：65%是建筑，35%是空地。其中350万平米是住宅，其余是商业、学校、医疗等等，包括60万平米的医院、30万平米的商业、10万平米的立体农业、60万平米的写字楼，还有一部分是知识工厂。在这里有三大产业保证同城生活、就业，就是医疗健康产业、立体农业、互联网的知识工厂。
医疗健康产业是我们进一步城市化当中最短缺的产业，而且是不会淘汰的永远的朝阳产业。比如我做一个成衣厂，过两年厂子可能被淘汰了，厂房又得换别的，但是医院可以建100年不倒。我们安排60万平米做四个医院，这叫医疗城，有专科医院、综合医院，还有普通的平民医院。
立体农业是第二产业，在日本叫植物工厂。在房间里生产水果、蔬菜甚至粮食，这在日本已经很多。如果房间里住人，要3米高，但如果种草莓1米高就够了，可以做3层，所以100平米的室内面积可以当做300平米的农田。植物白天有阳光的时候生长，晚上睡觉不长，我们把它放在室内，白天用自然光，晚上用人造光源，让它24小时长，面积增加了3倍，时间光照增加了2倍，所以产量、经济效益大很多（增加8-15倍）。当然投资也要增加，是普通农业的3到5倍。这是立体农业。10万平米空间种植的西红柿够10万人去食用，植物工厂解决立体城市所需的水果和蔬菜。
我们曾经专门到日本去考察全世界很成熟的植物工厂，发现以后在冰箱里边都可以种西红柿。现在植物工厂有的是货柜式的，有的是冰箱式的，欧洲不仅是植物，连养殖业、畜牧业都可以。你看餐馆不就是在屋里养鱼、养虾。在荷兰有在楼里养猪的，现在正在施工，很快就建成了。他的技术能够让猪的粪便不臭，而且集中起来沼气发电。养猪是大玻璃房，晚上看猪像是行为艺术，上面养猪，中间杀猪，在一楼就可以吃火腿肠开餐馆。我们跟刘永好合作，他说他现在养猪都养在五层楼上。
第三个产业是跟互联网相关的知识工厂，比如阿里巴巴的淘宝社区，包括现在的物流、一些创业的公司等等。这三大产业能容纳55%的人就业。10万人里假定7万人是劳动人口，那么有6万人是在这里就业的，这6万人抬腿就能够上班，比如吃西红柿打个电话直接配送到户。外来的人、流动的人口我们也测算过，比如老人一个礼拜出去一趟，小孩可能两礼拜出去一趟，经过计算来设计交通容量。白天最多可以装15-20万人，晚上大概10万人。
居住、就业、娱乐、教育、医疗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步行距离最远是1000米，通常都在600米，而且全部都可以用自行车、电瓶车，各种现代的环保节能工具往来。大家再也不用一天4个多小时在城里折腾，你每天多出4个小时可以谈恋爱，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是吵架。另外也亲近了自然，有大量的时间学习。